胡 波
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近日透露，央行将研究实施支持个人修复信用的政策措施，计划于明年初执行。对于疫情以来特定金额内且已结清的违约信息，将不在征信系统中展示。这一举措既回应特殊时期的社会需求，也折射出信用管理理念的深层变革。
疫情期间，部分群体因收入中断、医疗支出等非主观因素出现短期违约，这些记录在传统征信框架下可能持续影响其信贷获取能力，也会给工作、生活和学习带来诸多不便。央行通过技术性“隐藏”而非彻底删除违约信息，既为受困者提供了信用修复窗口，又保留了违约记录的约束效力。这种“宽严相济”的设计，体现了金融政策对民生痛点的精准回应。
这一政策与国务院办公厅今年6月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完善信用修复制度的实施方案》形成呼应，将共同构建起“轻微失信豁免—一般失信修复—严重失信惩戒”的三级管理体系。相较于过往规定，新规通过分类管理实现信用修复的精细化。例如，医疗重症等特殊情形下的逾期，在提供证明后可申请债务冻结与信用修复，彰显了制度的人性化温度。
长远而言，该政策的价值不仅在于技术性修复，更在于推动“信用即财富”的社会共识。当个人能够通过主动履约重建信用，将倒逼金融机构创新产品，形成“信用修复—消费升级—经济复苏”的良性循环。正如潘功胜所言，信用救济的终极目标，是让善意违约者不被历史包袱束缚。
这项政策犹如一剂“信用疫苗”，既为特殊时期接种了防护，也为长效机制注入了免疫抗体。其成功与否，在于能否在技术执行中守住公平底线，在制度设计中兼顾效率与安全。当信用修复从政策善意转化为社会共识，我们或将见证一个更包容、更具韧性的信用中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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